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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永乐此疆尔界ldquo门罗主义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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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门罗主义”的“全球旅行”,看美国霸权主义的发展史,思考 与疫情后的世界秩序

此疆尔界

“门罗主义”与近代空间*治

ShiftingBoundaries:AGlobalHistoryoftheMonroeDoctrine

章永乐著

三联·哈佛燕京学术丛书

58元,页,平装

ISBN:0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年4月

内容简介

“门罗主义”诞生于19世纪的美国,作为一种地缘*治学概念,倡导“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”,为美国的区域霸权提供话语支持。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,“门罗主义”不仅在美国有了新的阐释方向,以服务于其对外扩张的*策,更流布出西半球、拓展至全世界,进行了一场“理论旅行”。

本书正是对“门罗主义”话语传播史的考察,重点梳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,美国、德国、日本和中国对于“门罗主义”话语的认识与使用——美国如何在“门罗主义”的伪饰下实行“霸权主义”乃至“殖民主义”;德国如何将“门罗主义”与“大空间”“中欧”等概念结合,最终走向纳粹主义;日本如何以“门罗主义”为参考,形成“大东亚共荣”的概念,以行侵略之实;在中国,“门罗主义”话语如何在反满革命、*阀割据、抗日反殖民的不同形势下,发展出不同样式,中国的知识分子,又是如何对之加以利用或排斥的。

章永乐从*治史角度全面考察“门罗主义”话语的“全球化”变形,提供了一幅颇为整全的“门罗主义”历史图景。在这种历史图景的描绘中,不仅含有19世纪以来对世界秩序的思考,更契入了章永乐自《旧邦新造》《万国竞争》以来深切的现实关怀——中国未来需要一种怎样的全球秩序想象?这种想象又与霸权的“门罗主义”有什么不同?只有通过对自身与人类整体秩序的历史认识,才能为我们想象21世纪及其未来的全球秩序提供最坚实的基础。

作者

章永乐,浙江乐清人,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(UCLA)*治学博士(),北京大学法学学士()。著有《旧邦新造:—》《万国竞争: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》。

当今国际*治思想领域中,“门罗主义”堪称头等问题。“冷战”后,中国和俄罗斯先后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秩序,全球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,由所谓普遍承认的行为规则构成的国际秩序正在走向解体,而这个普遍承认的行为规则,正是美国“门罗主义”打造出来的。我国学界还谈不上有对“门罗主义”的研究,章永乐博士不仅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,而且将这一论题从地缘*治学领域挪到*治文化形态学领域,从*治史角度全面考察“门罗主义”话语的“全球化”变形,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颇为整全的“门罗主义”话语历史图景。

——刘小枫

《此疆尔界》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作品,既是对美国“门罗主义”全球思想史的梳理,也是对 与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秩序的认识与想象。作者研究的起点是地缘*治观念中的“门罗主义”,涉及语境集中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、德国、日本与中国:这项对“门罗主义”的研究,关心的不仅是一个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意义流变,更重要的是“展示这种意义流变背后的历史情境和具体*治过程”。作者清楚地指出,“门罗主义”自始至终承载了美国的世界秩序想象与全球野心,美国对“门罗主义”的不断阐释,同美国从一个区域霸权“成长”为全球霸权的*治变迁相辅相成,互为表里。

——殷之光

目录

绪论“门罗主义”:一个空间*治概念的全球旅行

一问题、进路与方法

二“门罗主义”与空间*治的四个层次

三多极化与不确定的全球秩序前景

四余论

第1章超越西半球:美国“门罗主义”话语的嬗变

一从“门罗主义”到“威尔逊主义”:连续还是断裂?

二从威尔逊回到门罗?

三余论

第2章中欧的“拦阻者”?“门罗主义”、大空间与国际法

一从19世纪到“一战”

二欧洲公法的衰变

三凡尔赛体系的结构性缺陷

四大空间秩序与新国际法

五余论

第3章暧昧的“抵抗”:日本“亚洲门罗主义”话语之兴起

一“亚洲主义”与“门罗主义”概念的结合

二“一战”与日式“门罗主义”的上升与受挫

三日式“门罗主义”的全面来临

四余论

第4章近代中国“省域门罗主义”话语的谱系

一超国家、国家与省域:“门罗主义”话语的三个层面

二辛亥革命之后的“省域门罗主义”

三余论

第5章“亚洲门罗主义”话语之祛魅

一梁启超:引领风潮的祛魅者

二孙中山:财*自主与话语自主

三蒋介石:在美日“门罗主义”之间

四战国策派:“大力国主义”的前景

五李大钊:朝向未来的“门罗主义”批判

六余论

参考文献

关键词索引

后记

“门罗主义”

一个空间*治概念的全球旅行

*本文节选自《此疆尔界》“绪论”引言以及第一节“问题,进路与方法”、第四节“余论”。为适应网络阅读,原书注释从略。

太平洋!太平洋!

大风泱泱,大潮滂滂。

——梁启超《二十世纪太平洋歌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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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活在空间之中。各种财产制度、统治模式与生活方式,无不以对空间的分配、占有和使用为基础。当人们舒适地栖居于某个空间之内并以其为中介展开种种活动时,通常并不会将这一空间整体作为对象和客体加以凝视。空间脱离中介状态,成为对象和客体,一般是因为人们所接受或习惯的空间边界(boundary)受到某种挑战,从而引起了某种不适感。为了将边界回复到让己方感到相对舒适的状态,持有歧见的不同群体就开始对空间展开对象化和客体化的考察,并以各种物理与心理的力量,来加固特定人群与特定空间之间的关联。当围绕空间边界的分歧和冲突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,“空间*治”就发生了。

当两个原始部落就狩猎地盘的边界发生争论乃至开战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看到“空间*治”的原始形式。相比于今天高度发达的“空间*治”,原始部落的斗争当然缺乏丰富多样的物理力量的工具,但更欠缺的是今天五花八门、令人目不暇接的种种话语形式,其所涉及的空间层次也是极其有限的。而在今天,人类的空间*治发展出了非常多的层次,已经从国家边界以及超国家的区域边界的安排,发展到对全球空间乃至对外太空空间的争夺,而像“网络空间”这样比地理空间更为抽象的空间,更已经成为当代空间*治的焦点。丰富的空间*治也产生了类型众多的法律规则,它们有时候能够“定分止争”,有时候直接服务于冲突一方,成为战争的工具,从而形成了所谓的“法律战”(lawfare)。

在19世纪欧洲主流的历史与社会理论中,空间被逐渐置于从属于时间的位置。人类历史被视为一个按照不同阶段渐次发展的过程,而空间上不同的社会,可以按照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与文明程度,被置于时间线的不同位置,而欧洲文明处于最为先进的位置,因而拥有某种领导乃至支配其他区域的资格。那是一个欧洲列强相互协调、试图宰制欧洲之外的族群/国家的时代,这种征服和支配不断被解释为欧洲列强站在先进的历史—时间位置教化万邦的伟业。

然而到了20世纪,随着欧洲列强相互之间冲突的加剧,空间的理论地位不断上升——*治地理学(politicalgeography)/地缘*治学(Geopolitics)是在被视为具有相似“文明程度”的欧洲列强(尤其是英国与德国)的区域和全球角逐中诞生的,因为冲突各方在文明等级论中的历史—时间定位相似,空间的差异得以凸显;而发源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,是对欧洲中心的线性时间观与文明等级论的巨大打击,促生了亚非拉的“去殖民化”,一个又一个主权空间获得了其法律上的独立性;而后殖民国家曲折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历,更是带来了一波对于“中心”“边缘”空间位置的探讨。

在社会主义阵营中,莫斯科基于对自身的历史—时间位置的自信,不断总结和推广自己的“普遍经验”,但也不断遭遇到各国共产*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中自主探索的挑战,尤其是中国对于革命与建设应当“因地制宜”的强调,体现出极强的空间性。而在“铁幕”的另一边,美国推广的是时间—历史维度极其显著的“现代化理论”,以与莫斯科的时间—历史论述相竞争。在冷战即将落幕之时,福山(FrancisFukuyama)做出“历史终结”的预言,祭出一种以“承认”(recognition)为基础的线性时间-历史观,试图以此统摄广阔的全球空间。然而在将近三十年后,面对全球不同区域空间纷繁复杂的发展趋势,他不得不尴尬地给自己的理论打上了补丁:“历史的终结”“推迟”了。

托马斯·弗里德曼《世界是平的》(英文版)

这三十年中发生了什么呢?在后冷战时期,“全球化”(globalization)这个时间-历史色彩浓重的概念得以流行,并一度带动了对“全球”(global)这一空间观念的密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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