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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家是否更容易做出不符合人伦底线的罪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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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,好莱坞最“热闹”的新闻要属顶级制片人哈维·韦恩斯坦(HarveyWeinstein)的性侵案件。《纽约时报》一篇文章曝光韦恩斯坦的性侵罪行之后,陆续有不少女演员站出来,讲述相关经历,而被明指或暗爆的“罪行”施行者,不少都是好莱坞大名鼎鼎的导演。

好莱坞大亨哈维·韦恩斯坦

如果说,哈维·韦恩斯坦还是个身上少不了铜臭味的制片人,那么此前爆出的导演波拉斯基性侵案,主角则是个不折不扣的、顶着艺术光环的艺术家。今年早些时候,台湾作家林奕含离世时,曾引起了关于“文学”与“道德”的大讨论。之后,又爆出了安徽灭门惨案凶手,竟成知名作家的新闻......

类似的新闻看多了,人们不免生出一种怀疑:跟普通人相比,艺术家和作家们是否更容易突破某种规矩和界限,做出不符合人伦底线的“罪行”?艺术与癫狂之间,是否存在着某种互文关系?

有人说,艺术家们往往有个毛病,他们爱抽象的人类,但不爱具体的人。这往往使得他们面对具体的人,显得冷漠无情。你如何看待艺术家们的“罪”?关于艺术与癫狂的偏见与正见,欢迎你留言给书评君。

撰文

宫子

年,美国“垮掉一代先驱”,作家威廉·巴勒斯正在住宅中举办酒会。酒兴正浓,他突然提出了一个表演建议,让自己的妻子琼在脑袋上顶一个高脚杯,自己站在远处,举枪射击——他对自己的枪法非常自信。在场宾客的气氛顿时达到高潮。于是,众目睽睽之下,喝醉酒的巴勒斯举起枪,兴冲冲地扣动扳机,结果手一抖、打爆了妻子的脑袋。

这件事情曝光之后,一片口诛笔伐。巴勒斯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,让美国法院把五十年的监禁改判为缓刑两年。

作家和艺术家们总是能在这个世界上制造些爆料新闻,有时这些事情仅仅是怪异、特立独行,有时却让我们怀疑,这些在精神世界创造出不可替代财富的人,为何会做出暴徒般的举动?是因为天才的头脑必然无视规则,还是因为他们体内本身就有位靡菲斯特(编者注:《浮士德》中的魔*,代表“恶”的否定精神)在寄宿?

疯癫-迷狂说

艺术克服疯癫,还是疯癫促成了艺术?

相比于巴勒斯的杀妻事件,在国内,顾城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。

年10月8日,在一个小岛上,朦胧派诗人顾城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妻子谢烨,随后自缢身亡。事后,调查人员发现了几封顾城的遗书,有一封是写给儿子木耳的,内容如下:我本来想写一本书,告诉你我为什么怕你、离开你、爱你。你妈妈要和别人走,她拆了这个家,在你爸爸悔过回头的时候,她跟了别人。除此之外,从他遗留的其余几封遗书也能看出,顾城的确是出于纯粹的爱情因素而杀害妻子,他无法忍受爱人的离去。

顾城与妻子谢烨

但他在诗歌里却写得那样超脱。“你,一会看云,一会看我。我觉得,你看我时很远,你看云时很近”。顾城在自己的诗歌中创造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意境,在朦胧的衬托下,诗人作为主体显得忧伤而无力;那种无奈的悲伤感似乎意味着,诗人是受到伤害、感受冷漠的一方,却绝不会是狂热的行凶分子。

为何诗人和诗歌之间形成了如此相对的鸿沟?

或者,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。正是因为诗人在自己的意境中陷得太深,其奔放狂热的内心将世间万物视为诗意,并为此而迷狂;而现实生活的入侵打碎了诗人的幻想,这对他们而言,意味着整个诗歌世界的垮塌。崩溃乃至癫狂,便不难解释。

《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》

作者:[法]勒内·基拉尔

译者:罗芃

版本: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

其实癫狂一直是许多艺术家的属性,是灵感构成的重要成分。在能得到的资料中能看到,没有哪个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,自始至终不曾流露过一丝迷狂。对雨果、里尔克这样的绅士们来说,迷狂还可以理解为一种高度凝聚的工作状态;但在尼采、叔本华、惠特曼这些人身上,疯癫已经上升到和天才同等瞩目的程度。靠着这股疯癫的力量,他们打破常规认知,创造杰作;也正是疯癫在不停地反噬艺术家本人。浮士德与魔*的寓言仿佛一条无法摆脱的诅咒,索尔·贝娄在小说中也不得不发问,“你体内的两人或多人中的哪一个为你做出的决定?如果说,是个妖精,魔*或**,是不是更好一些呢”。

这个问题有许多人研究,年前,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天才和疯子间的联系,19世纪的意大利精神病理家切萨雷·龙勃罗梭直接将“天才”和“疯狂”等同起来,后来的“艺术心理学”也专门研究艺术语言和脑回路之间的转换,已经讨论到了脑前叶和神经递质的程度,但这些依然无法解释疯癫和灵感之间的配方比例。参考菲茨杰拉德和妻子悬崖跳水的举动,那种追求极限刺激的体验可能正是他们理想的爱情。

虽然对疯癫与迷狂进行解释和解密大脑差不多困难,但对于文艺史上出名的癫狂者,我们还是能作出区分,他们一类属于“假疯癫”,一类属于“真疯癫”。所谓假疯癫,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竹林七贤,个个放浪不羁反社会,举止乖张,但他们疯癫的举动是出于对司马氏*权的不满,就头脑来说,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清醒的;另一类则是真正的精神患者,像画家蒙克,女剧作家萨拉·凯恩,他们的思维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精神疾患的侵扰,身不由己。然而,究竟是艺术创作在克服疯癫,还是疯癫促成了艺术灵感,这又是一个难以解释的话题了。

自恋-唯我主义说

与具体的人相比,艺术家们更爱“抽象的人”

艺术家的犯罪几率似乎比常人要大得多。除了杀害妻子之外,有时他们做的事情可谓毫无社会道德可言——这不禁使人质疑他们的人文理念,究竟还有没有说服力。

罗曼·波兰斯基的光影生涯有很多亮点,包括《水中刀》,《怪房客》,《钢琴师》等等,但他也有一个抹不去的污点。年,波兰斯基被指控强奸了一位13岁的少女模特,萨塔曼·盖默;这件事让波兰斯基在好莱坞身败名裂,他不得不逃亡法国,并且于年再次被瑞士警察逮捕。令人惊讶的是,这件事情在公众谴责中引发了争辩,有一封站在波兰斯基立场的公开信要求当局应该释放波兰斯基,而在请愿书上提名的人包括伍迪·艾伦,马丁·斯科塞斯等等。

罗曼·波兰斯基。

这有些难以理解。象征着人类精神前沿的艺术家们,为何屡屡做出与道德底线相悖的事情,好像他们都是弹簧,越触碰底线,越能产生相应的反弹力。艺术作品的确是与人类精神共鸣的,不过在艺术家自己身上,这个“人”的概念,可能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在许多艺术家那里,“普遍的人类精神”几乎就意味着“我自己”。假如说,人是艺术的全部,那么在艺术家这里,自己就等于世界的全部。强烈的思想表现欲望和精神追求会让他们感到,自己是和其他人截然不同的主体,是超越于社会形式之上的存在,因而普遍的社会制约对自己也不适用。我们会在斯特林堡身上看到强烈的仇女症,以及诺曼·梅勒我行我素的暴力倾向,菲茨杰拉德在宴会上花样百出的表演,以及德国剧作家凯泽,年,当他因为多次盗窃变卖房东家具而被逮捕时,这位剧作家如此辩护——“所谓‘法律面前众人平等’毫无意义可言,我不是所谓的‘众人’……”

《疯狂天才: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》

作者美)凯·雷德菲尔德·贾米森

译者:刘建周/诸逢佳

版本:上海三联书店年4月

假如他们只是迷狂、自恋,因而无视社会,那事情就轻松得多。问题是,当他们的自恋扩张到一定的高度,也就是从“自我中心”走向“社会中心”,胸怀社会的时候,危害性便有增无减,尤其是,思想偏激的现代艺术家几乎把人类社会当做了理念的实验室,用于宣扬自己的私人理想。二战时期,便有为数不少的哲学和艺术家直接倒向了法西斯主义,像崇拜凯撒一样崇拜那两个可能重建世界秩序的国家元首。

艺术家的生命更多地投入了精神世界,因此,他们会对“抽象的人性”更感兴趣,对生活中“具体而实实在在的人”则视如草芥;另外,即使在“抽象的普遍人性”方面,他们的见解也花样百出。埃德加·德加用幽深的笔调在芭蕾舞女的油画中探索光明与魅力,然而在德雷福斯事件中,这位画家不问是非曲直,坚持认为应该把那个犹太上尉扔到监狱,因为法国*队的观点必须捍卫。

“艺术家”这个称呼

天秤的两侧,很少出现对称

一面是琳琅满目的艺术作品,一面是艺术家们的累累污点,在这种对立下,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“艺术家”这个称呼,既然他们代表了人文精神的高地。

所谓的“人文理想”,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词条,它的标准一直在变更;正如托尔斯泰的人文理想不能等同于人类精神的发展方向,在作家和小说内部,托尔斯泰的个人理念也无法代表他小说所呈现的价值。对人类精神的反思,不光依赖创作,同时也依赖于解读。相应的文艺批评,便是在艺术的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博弈。

无论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品——哥特、黑暗、血腥,都可以在私人性体验中升华到极为崇高的阶段,这种体验是艺术的纯魅力所在,它可以无视规则、反对社会甚至人性,它是一种个体与个体的交流。而文艺评论则是公共性的,正是在这一阶段,艺术作品从私人的表现形式走向了公共的人文思辨,在抽象的艺术作品、碎片化的现代小说以及荒诞的电影中,文艺评论者同时进行着“祛魅”和“增魅”两种工作,通过批评,与艺术形式相关的理念得以呈现,使得一件作品不再孤立于固定的意义,而是具有了丰富的意涵。

萨尔瓦多·达利

而在批评的过程中,所呈现的思想理念也自然和作品的创作者挂上联系。我们听说过许多激进的、不可一世的艺术家,却极少听说哪个批评者是激进的,相对于艺术家,批评者(以及读者和观众)总是更加保守,他们试图在各自的批评体系中完善一个“人文主义之人”的普遍范式——这也是我们对于艺术的整体理解。但这未必是艺术家的任务。

那么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?无论是艺术家,还是作家,诗人,画家,这些词汇都不能准确指代他们的工作,他们不是粉刷匠或装钉工人,他们的生产活动是创造性而非重复性的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价值便在于,寻求最理想的形式去表现自己、或某个理念,哪怕不择手段。他们并非文艺评论中相应“社会理想的代言人”,而只是自己“作品理想”的代言者。

《黑暗的心》

作者:[英]康拉德

译者雨石

版本:商务印书馆年10月

艺术家,是个空洞的统称,归结到每一个特殊的人身上,它可以细分成无数属性,萨尔瓦多·达利既是一个好艺术家,超现实主义者,也是个狡猾的现实主义商人,优秀的伪造犯。诗人,天才,疯子,恶魔,这些属性可以一团和气地集中于一个人身上,相对于大众,他们的存在方式就是如此复杂。

所以,当他们做出反道德、反人类的举动时,我们理应惊讶,但不必为其精神价值的稳定性而担忧;他们之所以有崇高的一面,不是因为他们的人,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有价值的作品。也不必非把他们和作品一分为二,因为天平的两侧,很少出现对称。
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作者:宫子;编辑:走走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。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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